与麻雀不共戴天——《大跃进中的小学生》之二

    在中国,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没见过麻雀的恐怕不多。麻雀是一种与人类共生的鸟类,多活动在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如果到了远离人类居住的深山老林,草原滩涂,你或许能看到其他鸟类,但却看不到麻雀。几千年来,麻雀和人朝夕相伴,和平共处,点缀了人类平凡的生活。当你清晨听见窗外麻雀唧唧喳喳的叫声,当你散步在林荫道里看到麻雀在你面前快乐地蹦来蹦去,飞来飞去,你首先感受到的是万物生机,大自然充满了活力。

         小时候,只知道人们讨厌乌鸦,它的叫声很难听,给人一种不祥之兆。但城里人讨厌麻雀的不多。但是农民对于麻雀却是爱恨交加,每当春夏之际,各种害虫横行,麻雀正是繁殖季节,大量害虫成为麻雀宝宝的营养品,农民自然是喜爱有余;每当秋收时,麻雀又成了不速之客,驱赶麻雀的稻草人成为麦田、稻田一大景观。即使这样,也没有哪个农民想把麻雀宰尽杀绝,因为毕竟秋收时间短,麻雀大部分时间是吃在昆虫、草籽。

        到了1955年,中国的麻雀日子开始不好过了,“伟大领袖”做出了批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这个批示成为麻雀阶级身份界定的基础,它们被划为“黑四类”。麻雀到死也没弄明白,它们怎么一下子就比乌鸦的地位还低,和传播传染病的老鼠、蚊子、苍蝇列为一个阶级,成为人类的“阶级敌人”?

        1957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豪情万丈地提出“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结果毛泽东到死也没实现“四无”,并不是谁的死都以他的意志为转移。195835月间,毛泽东在成都、武汉、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行动方案:“办法是,下定决心,统一行动,分片包干,封闭粮食,撒下天罗地网,连续打歼灭战。

        “伟大领袖”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他说打倒谁,谁就会被打倒。从19583月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灭雀运动的高潮。六亿中国人民,同仇敌忾,誓与麻雀不共戴天。当时流行的诗歌《擂鼓鸣金除四害》很生动地反映出人们对响应毛泽东除“四害”号召的态度:“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

        毛主席的指示发表后,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紧跟快上,于1958421日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首诗《咒麻雀》: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注:诗中提到的官气、阔气、暮气、傲气(骄气)、娇气,是当时正在干部中批判的“五气”,郭沫若用到麻雀身上了)。现在看这首诗很可笑,很愚昧。可当时,中国人民一被忽悠,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小学生也不例外。

        打麻雀正是我们这帮淘气男生的强项。那时,我们几乎人人有一个弹弓。“弹弓架”是用树杈做的,学校的树不敢乱锯,就到校外寻找“人”字形等腰三角形的树杈。 皮筋首选是听诊器用的橡胶管,高强度、高韧性、高弹力,但很难弄到;其次是汽车轮胎内胎剪的橡胶条。弹兜使用鞣制的牛皮,差点的用帆布也行。子弹首选是直径1-1.5厘米左右的圆形石子。扁石子不行,子弹容易打飘。可到那找那么多圆石子?后来有人用胶泥做,用手团成玻璃球大小,晒干可以和石子媲美,打麻雀没问题。

 

        弹弓没有准星,完全靠估量,左手握紧弹弓架平举,右手用劲平拉,眼睛盯住弹兜和弹弓架的中心,再对准你要打的麻雀松右手就行了。我们当中,打弹弓打得最准的是上届留级下来的谭延风、周延林,也许是他们年长一岁,实践经验多。周延林打下的麻雀最多,基本上弹无虚发。他最大的特点是无论右手使多大劲拉弓,左手从不晃动,而且是眼快手急,没等麻雀发现就射击了。打下的麻雀上缴老师,老师就画一个红五星。

        麻雀是群体动物,很聪明,仿佛略知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发现学校打弹弓的很多,同胞屡遭厄运,和我们打起游击来。白天很少到学校来了,偶尔来也是我们上课时,让我们坐在教室里干瞪眼。不久,中央做出决定:全国上下打一场人民战争,无论男女老少齐上阵,不分昼夜连续作战三天,打不死也要把麻雀累死。毛泽东拿出当年向国民党发动三大战役的气魄来围剿麻雀。这也许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与动物之战,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方法之奇,手段之恨,让全世界目瞪口呆。


        北京市的指示是,从419日至21,大战三天,……男女老少,一齐上阵,连明赶夜,用“轰、打、毒、掏”的综合战术,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在此三天内,每晨六时前,参战人员必须进入阵地,大街小巷、院里院外、楼顶、墙头、树上都要有人,鞭炮齐鸣,竹竿彩旗一齐挥动,处处吆喝,强迫麻雀飞翔。政府和民众还组织火枪队分布市郊防线,阻击围歼,并在一定显明的空场施放毒饵。中午傍晚进行掏窝搜索,不给麻雀以喘息的机会,使之累死、饿死、毒死、打死,以获全胜。

        学校属于战斗力最多的单位之一,需要支援其他单位。那时,军事医学科学院正在永定路建设,我的同桌贺苏 的父亲贺诚(开国中将)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我们班被抽去支援军事医学科学院。出发前,老师作了动员,强调了纪律。我们领了一些彩旗,有的同学带上饭盆、脸盆,用于“擂鼓鸣金”,恐吓麻雀。

         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固定好了岗位,要求我们:只要看到有鸟飞来,不管是不是麻雀(宁肯错杀,绝不放过),就要高声呐喊,挥舞旗帜、衣服,敲响手中一切能够发出响声的器物,绝对不能让麻雀有半点喘气的机会。麻雀不能作长距离飞行,在人们的威吓下,经过三四小时的急力飞行,就会疲劳过度,自然会跌落下来。

        那个热闹场面,别提了,人生一世,难得看到如此壮观的人雀大战!419日那天,北京300万人民总动员,“围剿麻雀总指挥部”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市、区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五时正,当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八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房顶树梢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万人齐吼,鞭炮声此起彼伏……《人民日报》曾发表一首题为《大战麻雀》的短诗,诗曰:
        四月十九,鸡叫起床,英雄人民,摩拳擦掌。
        城乡内外,战旗飘扬,惊天动地,锣鼓敲响。
        数百万人,大战一场。成群麻雀,累断翅膀。
        漫天遍野,天罗地网。树桠屋角,不准躲藏。
        昼夜不休,张弓放枪,麻雀绝种,万石归仓。

        可怜的小雀儿,个个惊恐万状,仿佛世界末日来到,惊魂失魄地飞来飞去,无处落脚,飞得晕头转向,最后是精疲力竭,活活累死坠落。我亲眼看到四五个麻雀从空中掉下来。我们几个男生手持弹弓,高度警惕,看到麻雀飞不动了落在屋顶或树上,立即射击,打死了好几只。漫画家李滨声当年曾发表过一幅漫画《除四害消灭麻雀》,生动地描绘麻雀累死的情景。

        据《人民日报》20日报道,19日当晚,首都举行了展示“战斗”成果的“胜利大游行”,一队队汽车满载着已“灭杀”的麻雀和一批“麻雀俘虏”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地经过,全市人民无不拍手称快。经过一天的“战斗”,战果“极为辉煌”,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约三分之一是由于轰赶累死的。北京涌现出许多打麻雀的能手,八十五岁的常德老大爷和家人一个冬天捕了3万多只。他的侄女出嫁时,褥子也是雀绒絮的。

图、打麻雀的能手八十五岁的常德老大爷

        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我们的新鲜感消失了,对麻雀的仇恨淡化了,斗志也随之降低。正如兵法所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同学们开始有议论了,有的对麻雀从天上掉下来而死充满好奇,发生了“是累死的”和“是吓死的”之争;有人讲麻雀是累的心脏破裂而死的,有个男生给死麻雀开了膛,看看是哪个器官破了,结果什么也没看出来;有的向老师提出了比麻雀更可恶的动物如狼、马蜂、蛇、毛毛虫、虱子、臭虫等,质疑把麻雀列为“第四坏蛋”是否公平;也有同学觉得不上课挺好,但这么多人一天到晚喊来喊去,累得要死,也打不死几只麻雀,怀疑不值。我们几个人趁老师不在,干脆溜号,跑到贺苏家玩去了。三天战役,虎头蛇尾。

        新加坡的美国作家韩素音的父亲在北京病逝,324日赶来北京料理父亲的丧事,她 目击了北京市数百万人民围歼麻雀的全过程。过后,她写了一篇很长的报道《麻雀即将灭亡》,发往美国的《纽约客》杂志,让世界开了眼界。她不仅记下了北京市聚歼麻雀的情景,更坦露对这场麻雀战的厌恶心情。她写道:在三天的灭雀大战之后,一望无际的天空已见不到一只麻雀。她哀叹:灭雀战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是愚蠢的。这是科学的死亡。

        19583月到11月上旬的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多达19.6亿只!但第二年恶果出现了:1959年春天,北京的毛毛虫、“吊死鬼”特别多,满树满地都是,吓的我们走路躲树远远的。其它城市如上海等大城市的树木也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德培、张香桐等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图、打麻雀的报捷队伍

        专家们的疾呼终于得到了积极的回应。19591127日,中国科学院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送请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1960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为麻雀平反:“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其实,早在1956年在青岛召开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专家们引用了大量史料,阐述了国外历史的教训:1744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也称腓特烈大帝),因为讨厌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个不停,而且还偷吃樱桃园里的果子,就下令悬赏除灭麻雀,谁杀死一只麻雀就可以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结果麻雀没有了,而果树的害虫因没了天敌,越繁殖越多,把果树叶子都吃光了,结不出一个果子来。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国运来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

图、虫灾泛滥

        典型的例子还有:美国本不产麻雀,因而害虫猖獗。1851年从欧洲引入麻雀后,各地害虫逐渐减少,许多植物得以保存下来。1861年法国农作物歉收,农务部组织专家进行调查,发现原因就在于人们捕猎麻雀食用成风,致使小鸟锐减,害虫猖獗,粮食减产。1895年俄国西伯利亚的叶卡捷琳堡遭遇空前的大饥荒。发生饥馑的原因,是由于当时这个地区大量向欧洲输出小鸟的羽毛,作为妇女帽子上的装饰品,从而导致滥捕小鸟,自然界失去了平衡,致使害虫猖獗而不可收拾。

        但是这些国外历史教训和实地调研得来的科学意见是否上达到毛泽东,我们不得而知。专家的呼吁被当时大肆声讨麻雀的主流声音所淹没,没有引起最高层的注意和理会。因而并没能阻止1958年对麻雀的大屠杀。全世界都没料到:已经为历史证明了是错误的消灭麻雀事件再次在中国大陆重演!直到1959年,消灭麻雀带来的副作用开始显现的时候,科学家对麻雀问题的不同意见才引起了最高层的重视。

        善良的麻雀是那么地豁达大度,既往不咎的继续贴近人群,因为他们目睹了上亿中国人民1949年来轮番地被扣上“反革命”、“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叛徒”“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保皇派”、“五一六分子”、“地富反坏右的徒子徒孙”等帽子而被打倒,而后又被“平反”的过程,也就想开了。在这片国土上,谁也比谁好不到哪里去。

         麻雀的风骨也让人赞叹。你可以捉到它,但你想制服它那是痴心妄想。自从你捉到它那一刻起,它就开始绝食。也就是说,它在失去自由之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自杀的方式来抗争,要么获得自由,要么去死,麻雀是真正为自由而不怕死的动物。你纵然可战胜麻雀的肉体,但你绝不能压倒它的精神:它那自由的精神、不屈的精神、独立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一篇随笔中曾写到过麻雀:麻雀母亲为了自己的子女,奋不顾身地站出来与比自己高大上百倍的猎狗怒目相对,无论猎狗的恐吓与怒斥,都不退缩。瞬间,一个高大无私的母爱形象在人们心中栩栩如生。

        1960年以后,麻雀在中国过了三十年的好日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这块大地,三十年一轮回,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麻雀悲惨的命运再次来到,吃野味风靡全国,麻雀当被成佳肴。 2000年媒体曾报导,仅北京每年被用以果腹的麻雀就超过100万只;而每年从山东运往南方的麻雀大约有几十万到近百万只;更有甚者将麻雀出售给餐馆或外贸公司;或者将麻雀制成罐头销往境外,价格不菲。在金钱的诱惑与驱动下,到了上世纪末,有些地方还组织起了三乡五里的群众,甚至几个县联合起来对麻雀进行大面积的围猎,而收购者则用麻袋装,卡车拖。捕捉麻雀之风越演越烈,麻雀这回真正是陷入了灭顶之灾。现在许多城市已经见不到麻雀了。

麻雀的悲惨命运引起爱鸟民众的忧虑。2008年,中国评选国鸟,专家们在评选中出现了尴尬的局面,票数最高的丹顶鹤因为其拉丁文为日本鹤而迟迟定不下来。于是有天涯网友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让网民在10种候选鸟中选国鸟。为麻雀命运担心的民众提出了10种候选鸟之外的麻雀,并希望以国鸟的身份保住面临灭绝的麻雀,没想到的是,麻雀竟以35.8%的支持率荣居榜首。

 

         在中国,有着什么野味都吃的民族,有着金钱至上的社会,有着 百姓基本权利都难于保障的制度,中国的麻雀要想变成凤凰很难。麻雀有自知之明,它们在鸟类中也就是老百姓的角色,对当国鸟并不奢望,只要能给它们一个生存的环境就很满意了。

        每天早晨,我的院子里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鸟飞来飞去,麻雀是主要角色。看着这些从国外引进的麻雀,我在想:也许它们的祖先就是来自中国,来到美国后多么自由,多么幸福,没有人来伤害它们。我为自己儿时打麻雀的荒唐举动而感到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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