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即将考高中，我正在家里复习功课，接到延林母亲打来的电话：“你能来我们家一趟吗？我有事请你帮助做做延林的工作。”“延林怎么了？”“具体情况你来了再说。”
我那时刚刚入团，为了显摆，把我姐姐给我的团徽别在了上衣上，赶到延林家。延林的母亲在客厅等着我，见我来了说：“延林这孩子把我和你周伯伯（周纯全）气坏了，他不肯上高中，非要报考中专。我们连续做了他几天的工作，他就是不听。我们知道你是他最好的朋友，所以请你来帮我们做做工作。”
我们来到西厢房延林的房间。延林看到我和他妈一起进来，似乎明白了我的来意。我问他：“你不想上大学了？”他不吭气。他妈妈开始数落他，说他不听话，固执。延林有些不耐烦，说：“我的同学来了，你能不能让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看他妈妈有些生气，我赶快圆场：“阿姨，交给我吧，我和延林好好聊聊。”
他妈妈走后，我对延林讲：“你要上了中专，就不能考大学了。上中专，只能当技术员，只有上了大学，才能当工程师。”那个时代，小孩子的理想就是工程师，不像现在，不是想当官，就是要当富豪。
“我想早点工作。”延林态度很坚决。“你知道黑龙江的大庆正在搞石油会战吗？我想考有关的技校，毕业了参加石油会战。”
延林有股倔脾气，决定了的很难改变。我父亲的老领导余秋里正在大庆组织会战，我对大庆会战已有耳闻。好男儿志在四方，去大庆也是年轻人的梦想，我不好再说什么。
看到我戴团徽，他有些惊讶：“你小子进步够快的，六年级才入队，初三就入团了。狒狒怎么没有入团？”狒狒是倪志亮儿子倪XX的外号。我和倪XX是初中同班好友。
“我们班辩论过，是‘先红后专’还是‘先专后红’。那时大家都积极要求入团，参加团委组织的团课学习，我和倪XX、宫XX、王XX属于落后分子，扬言‘先专后红’，即先考上本校高中，再考虑入团。班主任耿老师看我劳动特别好，就抓我的典型，让我当劳动委员（班委之一），初三又担任班主席，结果我先入团了。”
“你要不要去狒狒家？”
“他爸爸厉害吗？事先没说好，我怕他父母有意见。”
“四方面军的军事干部有个特点，能打仗，脾气暴。例如许世友、陈再道、陈锡联、韩先楚等，毛主席都让他们三分。听说当年狒狒他爸爸在朝鲜当大使，金胖子为了保存实力造成我军巨大损失，倪志亮气坏了，给了他一嘴巴，结果被调离回国。”
“那就不去了，以后再说。”延林看我这害怕样子，笑了。
延林考上中专不久，李xx来信，他爸把他送到12军去当兵了。后来崔XX也去当了兵。小学四个铁哥们，就我走了上大学的道路。文革中，李xx已是连长，1969年李德生调到中央，他回来探亲，带我去他家看了看（罗瑞卿倒台前住的房子）。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有些干部子弟怕打仗，通过关系调离第一线部队。已经是团长的李xx带兵入越，打完仗后来看我，详细讲了作战的过程，使我了解到真实的情况。这是后话。
1972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父亲突然提到了延林：“你那个同学周延林原来在我们这里。他已调回北京。我被打倒后，他经常来看我。我让他不要来了，如果让造反派知道了，对他不利。他说他不怕，反正是个小工人，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他经常打听你的情况。这孩子耿直、正义。”
1974年我调回北京，到东单去找他，他们家因为建邮政大楼被拆迁了，扑了个空。后来崔XX告诉我，延林家搬到宣内大街头发胡同1号。这原来是北京一副市长的房子，文革中副市长被打到了，就作为拆迁房安置房给了延林爸爸。
他妈看到我说：“延林病了，住院了。”
“什么病？住在哪个医院？”
“精神受了些刺激。这孩子，遇到事不跟家里讲，在单位受了委屈，下了班回到家里一个人闷头憋着，结果犯病了，现在住在北京精神病医院。”
我赶到医院，延林看到我很惊讶：“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看他那乐呵呵的样子，似乎已经恢复健康。我问他：“你怎么搞得？”他说：“没什么事，快出院了。前一段张廷发（空军副司令，后来担任空军司令）的儿子也住在这里，张廷发被打倒后，他受了刺激，结果犯病了。”“是谁刺激你了？”“他妈的，我们厂里有几个人整我。”
延林调到北京后，在一个无线电厂仓库管材料。那时流行半导体收音机，工人们的工资很低，买不起收音机，就勾结仓库的管理人员偷材料出去装配收音机。国营工厂吃大锅饭，偷拿公家东西干私活极为普遍，反正是公家的，不拿白不拿。
延林从石油战线转来，经过大庆、胜利等油田会战，培养出“三老四严”的作风（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自然是看不惯，对那些人多次发出警告。于是这些人合起伙来整延林。延林受了委屈又不愿讲，就这样犯病了。
延林出院后，工厂承认他是对的，但考虑到这种病易反复，怕他再受刺激，就作为工伤办理了病退，每个月由工厂发三十多元的生活费。我去看他，他住在后院里的一间小房里，旁边就是锅炉房，而他的几个弟弟都住在主院，我有些打抱不平：“你是老大，又是病号，凭什么让你住在这里。”
延林乐呵呵地说：“这里挺好，安静。我就喜欢安静，我也没有那么多朋友来看我。”延林就是这样，遇事低调，忍让。但好人却得不到好报。
我和崔XX、李xx都相继结婚，我和延林还参加了崔XX的婚礼。延林的婚姻问题却成了老大难。每当我问起他，他都笑着说：“算了吧，我这个样子，哪个姑娘肯嫁给我？再说我就这点劳保，也养不起个家。”看到开国上将的儿子最后落到这种悲惨境地，心里非常难过。
延林的母亲也很着急，有一次悄悄对我说：“我们都老了，延林他爸爸身体不好，一直住院。我们活着，还可以照顾一下延林。我们要是去世了，他那几个弟弟都指望不上。还是要帮延林解决婚姻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延林终于结婚了。对象李xx是他表妹，郑州人，她愿意嫁给延林。不久，延林当爸爸了，有了女儿。我去看延林，他忙着做饭，精神状态好多了。困难的是收入很低，虽然涨到四十多元，但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好在他爱人户口解决了，也找到了工作。
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不知什么原因，延林又犯病了，臆想症很厉害，老觉得有人迫害他。我那时在美国，回国后崔XX告诉我，延林怀疑北京市公安局在他家安装了窃听器。
我赶到延林家，听了他的臆想后，劝说道，你只是个小人物，北京市才不会下这个功夫窃听你。这种病人的最大特点是对自己的观念常坚信不疑，我足足和他谈了三个小时，任何劝说、解释都不能改变他的观点。
回来后查了有关书籍，疑病症患者往往具有固执，多疑，敏感，谨慎等性格特点。遇事总是过多地考虑悲观或不幸的一面，缺乏自信，这是疑病症发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延林悲惨的命运决定了他对生活缺乏自信；他的夫人对他也不是很有耐心，缺乏深入的沟通；父母相继去世，我去了美国，身边关心他的人更少了；他远离社会，生活圈子极小，这些都是导致他犯病的原因。
2001年冬天，母亲得癌症，我在北京呆的时间比较长。抽空去看延林，发现他家对面开了一个餐馆，我请他们全家出去吃饭。延林是死活不干，觉得自己出门就会有危险。没有办法，我就和他女儿一起出去点了几个菜，拿回来吃。当我们坐在一起吃饭时，延林还像当年请我吃烤鸭一样，不停地给我夹菜，让我多吃点。此景此情，我是一口也吃不下去，眼泪一个劲地在眼眶打转。没想到的是，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顿聚餐。
2002年秋，我再次回到北京，小学同学聚会时，小毛（洪学智的女儿）说：“我刚看了延林，他得癌症了，动了手术，但已经转移了，估计挺不了多长时间了。”
聚会结束，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赶到延林家，延林一个人躺在另一间屋子里，身上吊着尿袋，一看就知道他已不能行动。
看到我们来了，延林特别高兴，拉着我的手问：“从美国回来的？”我点点头。
“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
“别瞎想，你会好起来的。怎么这样就出院了？住院不能报销吗？”
“咱住不起那医院，自费的比例太高。我知道我的病情，住院不住院都一样。你也别安慰我。我都想开了，人生就这么回事。你在美国过的不错吧？遗憾的是我这一辈子哪儿都没去过。”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延林倒是乐呵呵，反过来劝我。最后告别时，延林挥着手大声喊道：“谢谢你来看我。能见你这一面，我知足了!”
三个月后，我在美国接到了延林女儿的电话：延林走了。
一个开国上将的儿子，在邪恶面前，得不到正义，被逼到如此悲惨的境地。
也许离开这个世界对于延林来讲是最好的归宿，远离了迫害、歧视、贫困、痛苦和恐惧。
野山的呼唤 